人類學家、牛津大學教授項飆在過去先后就他的家鄉溫州息息相關的北京城鄉邊界“浙江村”作為研究對象，其后在赴海外求學與工作時，又在澳大利亞、東南亞和印度的開展海外民族志研究，成果則呈現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和《全球“獵身”》這兩部著作，兩項研究也都對人口流動與遷移展開了討論。在《全球“獵身”》的序言里，項飆曾經提出，作為中國學者，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議題不僅僅是所謂的與自身身份密切相關的中國研究，而更應該像其他國家的人類學家一樣，開展海外民族志的寫作和研究。在12月20日晚于清華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所舉辦的中國經驗”與第三世界的全球問題系列講座上，項飆的關注點又落在了中國問題上，但與他之前一直關注的研究一樣，這場題為《出國打工：商業化、行政化和“社會上的人”（Working Abroad： Commercial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the “Society People”）》的講座，內容上同樣是關于人口流動問題，并且關注的是中國勞工的出國務工之路。
這項研究最早于十年前展開，項飆通過在東北等地展開人類學調查，力圖展示東北的所謂“社會上的人”是如何通過層層關系，最終以合法途徑到海外出國打工的。在講座一開始，項飆就這項研究的基本主題，和他此前的研究的一個主要脈絡作了聯系和區分。在項飆看來，講座中提及的研究，著眼于“秩序”，而 “浙江村”研究更加重視“變化”，而從關注變化到關注秩序，項飆也試圖厘清這種演變出現的原因。在他看來，從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經驗出發的話，很容易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存在某種“失序”（disorder），一系列的突發事件，以及宏觀視野下的階層分化，與社會上“戾氣”的盛行，似乎都在佐證這種失序。但反過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卻又在走向一條正規化的道路，例如在購買火車票、飛機票時，購買手段是變得合乎規范了。項飆認為，這種規范秩序的達成，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治理手段的改進，例如電子技術的升級等。
這種正規化或規范化所折射出的秩序，也在他所關注的出國打工問題上得到了體現。就項飆研究的中國東北地區來說，這些地方出國打工的人，大多數是初高中教育經歷，年齡介乎22歲至45歲之間，其中尤以25至35歲的年輕人居多；其中六七成出國打工者來自東北農村地區，其余大部分來自東北二三線城市，僅有一小部分來自沈陽和長春這樣的大城市。這些出國務工的東北人，往往會去到亞洲其他國家，主要是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地。而在2000年之后，出國務工在經過了出國流程的規范化之后，其合法性也得到了保障。換句話說，至少在他這項研究的調查訪談范圍內，如今的出國打工現象絕大多數都是走合法渠道。
就出國打工問題，項飆提出了“社會上的人”，或“社會人”的概念。這一個稱謂在百姓日常經驗里，并不是什么褒義詞，所謂社會上的人一說，意味著這類人沒有正當職業，沒有從屬單位，遑論擁有房產或其他特征來表明其穩定性。這樣的一個群體，對生活有較高期望，但其生活狀態又呈現出“不穩定”的一面。這樣一群不穩定的“社會人”，在西方近年來社會運動中的主力，但是中國的社會人相對安穩。就這種安穩，項飆也特別提到了當前中國社會的“方便”：網購和電子支付讓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變得非常方便，而這種方便其實是作為懸置存在，它讓人會在不假思索的情況下繼續其慣常行為，過上一種“無摩擦化”的生活。而這種對方便的依賴，背后又是民眾對強有力的治理權力的信任，換句話說，方便程度甚至可以作為一種新型的民族主義指標出現。
在項飆的調查對象里，東北的出國務工人員某種意義上也屬于這類社會人，他們無法進入到賦予其穩定身份的體制內，作為社會人的存在，他們需要在成為體制內人士之外另求他路，而出國打工則成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一條可以快速致富的道路，“能賺錢”成為了這些務工人員最大的目標。
在當下，已經正規化了的出國打工渠道需要通過層層關系，以一種項飆所說的“商業化”方式進行操作。一個東北“社會人”的出國打工之路，要經過身邊的個人中介，找到本地區的相對有規模的中介，最后由具有合法執照、被稱為“窗口”的中介公司與海外對接，并確定海外雇主，從而獲得出國打工的機會。出國打工需要東北勞工向中介支付費用，按照項飆的調查和采訪，有些窗口收取的費用可能高達六萬塊錢，包括兩萬塊的押金。人們通常把這個過程描述為出國機會的“商品化”，但在項飆看來，用“商業化”來定義借助中介窗口出國打工這一行為更加貼切，因為出國機會、簽證、工作準證等等并沒有變成有明確價格、在市場上可以自由廣泛流動的物品；在出國打工中，中介是靠彼此之間的關系、他們和勞務人員的關系、他們和海外中介及雇主的關系來賺錢，在不同的具體情景下爭取最大化的利益。他們賺取的其實是租金而不是一般的利潤。事實上，這些出國務工人員和中介窗口簽訂的也是“商業服務合同”而不是意味著勞動商品化的勞務合同。這種規范的商業化運作背后，也有著某種秩序意識的形成。比如窗口公司——哪怕自身也有在灰色地帶游走——堅決反對非法移民，因為這將有利于上層中介對下層中介的控制，中介對出國務工人員的控制。而這些控制是利潤的來源。
根據項飆的論述，這種規范的商業化出國務工流程，其形成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國在對外援建時，由中央到地方的工人征召與派遣。例如鐵道工人到亞非拉兄弟國家的援建工作，這其中往往要經歷中央部級單位、東北分管單位、具體的地級市主管單位再到具體工人這樣一個流程進行征召。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這種行政式的鏈條轉變為商業化的中介鏈條，原先處理這種事務的政府單位，經過改制被冠上了公司之名，成為拿合法執照的窗口單位。商業化鏈條繼承了原先行政鏈條的社會關系。商業化不像商品化那樣讓社會關系瓦解分裂，相反，商業化更加注重的是對社會關系的利用。
從行政鏈到商業鏈的轉變，也讓東北“社會人”的出國打工之路生成為行政化的經過。事實上，在項飆接觸到的案例中，對接業務的中介窗口，由于是從政府單位改制而成，辦公方式其實也繼承了公務員般的處事邏輯。在這樣一個商業化的中介鏈條里，一種非國家機構的“擬行政”關系也隨之形成。
在描述這種擬行政關系時，項飆認為這種出國打工的中介鏈條呈現為一種“有序列的合法性”。他舉了一個“連保”的例子。例如在東北某個縣中，正好有五個不相識的人都要去日本出國務工，而他們這五個人，連同他們的家庭成員，會經過中介公司的介紹形成小組的形式。一旦五人中有某人違反了當地的紀律或法律，或是從雇主那里逃走往別處務工，那么日本雇主會告知日本方面的中介公司，再由日本中介對接中國這邊的窗口，窗口則會通知對接勞工的“腿兒”，由腿兒們通知小組的家庭成員，如果違紀者不這若干天之內回到雇主處繼續務工，所有五人都會被遣送回鄉。這樣，違紀者的家庭就面臨巨大壓力，他們會給遠在日本的出國勞務人員通話施加壓力，督促回到雇主處。
正是這種擬行政關系，讓勞工管控行為變得跨國化、社會化，而中介的行為也呈現出了政府行政部門化的控制方式。于此，項飆也提出了一個初步概念，即“行政化社會”。在他的描述中，行政化社會是要與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以及印度學者查特吉的“政治社會”進行對話，嘗試去描述既不同于西方市民社會，也不同于像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組織形態。
而關于商業化、行政化的出國打工之路，項飆也特別提到了勞工方的應對。通過層層中介的轉移，國家形象在每一層中介那里都被用于同自身的合法性做聯系，這也造成了國家形象在中介鏈條中不斷的再生產。意圖出國務工的人們一方面信任國家權力，但同樣也擔憂權力存在無法解決問題的可能。對于出國中介普遍存在的“灰色地帶”操作，勞工們則認同且僅認同持有合法執照的中介所采取的機會主義手段。而一旦發生外國中介的欺騙行為，勞工們的應對方案也是找政府解決，因為他們認為政府是簽發本國中介窗口合法執照的權力機關，而如果當地政府無法應對或解決問題，他們會準備法律文檔，但將其用于上訪，并借助北京的中央權力，用以督促當地政府給予實質性的賠償。換句話說，在面對高度商業化、行政化的出國打工中介鏈條時，勞工們采取的是某種機會主義立場，并仰仗對中央政府的強烈的道德預期。在項飆看來，這種強烈的道德預期，包括底層百姓對于社會關系的理解，或許也需要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知識分子們共同考量，思考如何將這種老百姓的道德預期轉化為某種語言乃至制度。
在評議環節，清華大學的應星教授首先根據項飆教授此前的研究，進行了一番梳理。他認為，項飆的研究從浙江村到全球“獵身”再到出國打工，首先會讓他聯想到博蘭尼的《巨變》中提到的“鐘擺”，但就中國當下的視角而言，像孫立平教授過去所期望的，由國家力量出發釋放出原子化的個人，從而將中國社會引向來自西方的“市民社會”是否可能呢？這或許意味著中國社會實情和西方理論在對接上的尷尬，尤其是中國的“社會人”，無法起到西方歷史上的社會力量那樣的變革作用。應星也提到了項飆研究中的一個關鍵詞，即“流動”。在他看來，正是流動的過程會讓原有的秩序和問題被抽出，從而讓新的秩序的塑造得以可能，并對比了自己過去就水庫移民所作的研究，認為流動是一個理解秩序的可行入口。
另外，應星也就人類學的演變和研究對象的局限問題作出點評。他梳理馬林諾夫斯基在研究中對遠古文化的他者視角的關懷，到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對自己家鄉和本土文化的重新審視，指出當前人類學界對自身所處的文化的關注或許存在某種局限。應星認為，項飆所做的是某種“反家鄉”的研究，而他在東北勞工問題中對中國研究的回歸，其實是基于對世界和中國關系的重新思考。在應星看來，研究對象的家鄉化或非家鄉化，其實都不如研究者自身的問題感來得重要。另外，越來越多的研究也表明，人類學或社會學在研究時，如果不能夠跳脫出“社會”這一層局限，那么對于民族、政治問題理解就會受到限制。同時，他也呼應了項飆講座中提到的“行政化”問題，他認為像西方那樣，國家與公民或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在中國并不常見，而中國的“社會人”熟練地操練著行政化的文化，或許也意味著中國社會具有自身存在的邏輯。
項飆在回應中提到，市民社會問題作為改革開放之后知識分子的一大關切，背后其實存在和一般百姓理解的差異。對于百姓來說，“社會”一詞意味著無序、可怕和欺詐性，這和知識分子思考的理想的“社會”有著很大的差別。另外，以到日本出國打工為例，行政化社會內部會嘗試完成自身秩序的規范化，勞工在去日本打工前，需要回答是否去過日本、是否有在日親屬、是否了解日本的某某社會事件等等問題，而只有全部回以否定答案，才有可能獲得去日本出國打工的機會，這是因為不能讓在日勞工有與當地NGO或社會組織產生聯系的機會。當然，項飆也表示，他的觀察是一個對民間“操作”的考察，并不是某種大制度的闡述，但他也關注，百姓的國家想象和對中央權力的道德預期，是否能夠把政治議題帶回到日常操作之中。
隨后評議人應星還補充提問道，在項飆的講座中，“社會人”的面目多少顯得有點模糊。他所好奇的是，社會人作為流動人群，其基本心態在項飆做的浙江村研究時期，與本次講座所研究的十年前的東北出國務工人員之間，是否有什么區別？項飆回應表示，今天的社會人，相比于之前存在一種“末班車”心理，每個個體都存在著焦慮的心態，而出國打工之所以成為一大選擇，也是因為中介在送勞工出國方面，工作效率極高，能夠很好地填補社會人個體的時間焦慮，讓他們盡快賺到錢。這或許是他兩項研究里，社會人在不同階段發生的最為明顯的心態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