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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任志強

添加時間:2017-11-29 1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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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出版社的意見,任志強的這本回憶錄的名字,本來該叫做《男人的肩膀》。在被問到回憶錄的名字為什么起做《野心優雅》之時,任志強以他那近乎標志性的不屑語氣回答道,“這件事你問出版社去。”

  如果了解任志強的人會知道,這并非是他在宣泄自己對出版社的不滿,畢竟“以批判明確真理”幾乎已經成為任志強話語體系的“標簽”。“只要是政府出臺的政策,他都反對。”王石這樣評價任志強。在《野心優雅》之中,任志強的如此個性,仍在延續。

  即便是占據了多個暢銷書榜單的首位,但任志強仍以批判的精神對待自己的“業績”,他說出版社刪掉了他書稿中的很多東西,他還說,早晚有一天,他要把這些未予發表的東西公布出來。沒錯,這就是任志強。

  批判是為了獨立思考

  問:讀了《野心優雅》,書中披露了大量的歷史內幕,我總是有一種感覺,就是對于與政府有關一些行為,無論是政策、政府行為甚至是政府官員的辦事作風、方法和判斷邏輯,基本上都持批判的態度,我能不能這樣理解,是過往以來的這些經歷,讓你形成了這種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所有政府的習慣或者說是價值體系?

  任志強:在我的經歷中,無論是企業經營決策還是其他工作領域,我都很看重兩樣東西,一是獨立,二是思考。我們經常說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兩者確實是聯系的。但是,沒有思考就沒有獨立,沒有獨立就沒有判斷,一個人沒有獨立判斷,就沒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沒有分辨簡單對錯的能力,這是很可怕的。

  說回我對政府的批判態度,也是建立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的。如果沒有獨立思考,你怎么知道政府做的事情是對的還是錯的?沒有這種判斷,我們所說的民主制度從哪來?我們現在的民眾,基本上是政府說干嘛就干嘛,這種環境,民主無法發展,你至少要想想政府要你做的事情是對的還是錯的。

  民主制度下,一個最基本的因素是,當政府要做一件事的時候,你要問問為什么,民主制度就是你讓我干嘛,我要問問為什么。

  問:你這么強調“獨立思考”,你認為獨立思考的能力怎么來?在你的主導之下,華遠讀書會一直在倡導閱讀的體驗和交流,你是否認為讀書,開啟民智是獨立判斷的基礎?

  任志強:讀書會能讓大家獨立思考,能夠正確地認識問題。當中國越來越多地用行政辦法干預經濟和市場時,我得重新開始學習與實踐。我看書的閱讀范圍很廣,主要是經濟理論、法律方面的經典著作。近五年來,大概也看了《聯邦黨人文集》《美國憲法修正案》《常識》等。 這也是我們長久把讀書會辦下去的初衷。

  繞不過的萬科

  問:在《野心優雅》里,我看到你用了很大的篇幅記述了華遠當年對萬科大股東的收購,收購沒能成功,這是否是你的一個心結?我們能否做個假設,如果當時收購成功了,今天的萬科又會怎樣?

  任志強:當時我們有機會收購萬科大股東深特發持有的萬科股權,雙方前期的接觸進行得還算比較順利,于是我坐飛機到深圳準備和深特發簽署具體的股權收購協議。到了深特發,他們在開會,后來我被告知收購可能會有變化,當時我覺得可能是價格條件有變化,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因為深特發黨委換屆,新上任的黨委決定拒絕這筆收購。

  我想,如果當時收購成功,萬科會比今天有更大的規模。因為在收購萬科大股東的談判之前,華遠已經在香港有了上市公司的平臺,也就是說,擁有海外融資的平臺。我們都知道,海外融資的成本遠遠低于國內,如果當時收購深特發成功,萬科實際上就有了海外融資的平臺。

  問:所以你在《野心優雅》里面寫到,如果收購成功,萬科不會是今天的萬科,華遠也不是今天的華遠?

  任志強:長期以來,萬科沒有海外融資的平臺,這使他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約。沒有海外融資平臺,直到近兩年,萬科還要去收購一個香港上市公司的殼就是為了打通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提高利潤率。如果當時華遠對萬科的收購成功了,萬科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將獲得更便宜的錢,發展的規模應該比今天還要大。

  問:那華遠呢?

  任志強:我們都可以看到,華遠地產這個上市公司,沒有增發、沒有再融資,這意味著什么?華遠地產沒有從股民那里拿一分錢。再看萬科,在房地產企業再融資閘門關閉之前,萬科進行過多次再融資,從資本市場那里拿了很多錢。再看看華遠的凈資產回報率,要高過萬科,這說明什么問題?雖然我們的規模沒有萬科大,但是我們在沒有拿投資者錢的情況下,給投資者更高的投資回報,這樣的公司才是好公司。

  個人與大時代

  問:在《野心優雅》里,我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在記述華銀信托破產清算的時候,你用了“這個公司后來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利用”的這么一句話,判斷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這是你習慣的方式?我記得還有一次,在一個活動上,當有人說你是個好人的時候,你偷偷地笑了,這是怎么回事?

  任志強:我不喜歡拐彎抹角,我喜歡直來直去。你說一個人老年癡呆了,你非不說老年癡呆,非要說奧本斯海默癥,這有什么實際意義呢?所以,一個人說話的方式,并不能代表他是好人還是壞人。比如,我經常批評媒體,有時直接批評媒體記者,但是你覺得我那是真批評你們嗎?甚至是罵你們嗎?

  我那是在開玩笑,我罵完記者就會跟他講,我罵記者是為了讓記者認識到自己有很多知識上的不足,認識上的不足。罵完記者我會將我理解的實際情況、觀點和看法告訴他們。我還請記者吃飯,你們見過誰罵完了人還請被罵的吃飯?

  問:不過,在我看來,人是個很復雜的動物,很難用簡單的好或壞來分別,一個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文革。你在《野心優雅》里面也記述了你自己的“文革”歲月,最近先是陳小魯,后又是宋彬彬都公開在為“文革”當中的行為道歉,你也是經歷了“文革”的人,你怎么看待這樣的道歉?

  任志強:我這代人也經歷了“文革”,對于“文革”的反思,我們比他們更早,我同輩的同學們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經向我們的老師道歉,并且博得了老師的諒解。客觀地說,那個年代對于“文革”的反思環境要優于現在,那時,“文革”十年浩劫對于人性、社會帶來的痛苦還都歷歷在目,但是,現在對于“文革”的反思氛圍,遠遠不及20年前。